张维迎：我与CCER
题记：今年是北大国发院（前身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成立三十周年。国发院走到今天，能在教学、科研、智库等领域有所成就，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离不开一代代师生校友的开拓进取，风雨兼程，以及各界的呵护与鼎力支持。值此3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启动“我与北大国发院（或我与CCER）主题征文，欢迎师生校友和各界伙伴不吝赐稿，通过您的文字，让更多人一起记住和回味那不该泛黄的岁月。
本文为北大国发院联合创始教授张维迎老师的回忆文章。他说：我从个人角度写写它的诞生过程，不仅是为了纪念过去，也是希望国发院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缘 起
1984年12月，我从西北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工作，就职于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下设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1987年10月，单位派我去英国牛津大学参加为期14个月的培训项目。这个培训项目是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Modern Chinese Studies)主办的，发起人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英国财政部前顾问Alec
Caircross爵士，项目主任是华裔经济学家林至人先生。Caircross爵士在英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时任牛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他应国家体改委邀请，出席了1985年9月2-7日在长江游轮“巴山号”上举行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俗称“巴山轮会议”），第一次接触中国经济学家，并开始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了兴趣。Caircross爵士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苏格兰人，这次会议让他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开放非常需要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的经济学家，而中国经济学家普遍缺少对现代经济学的了解，因而有了为中国培训经济学家的想法。他的想法得到了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这就有了“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的主要工作是为中国青年经济学者提供现代经济学培训，每年一期，每期10人左右，学员来自国家体改委、中国社科院和国家计委，由工作单位选派（需要过面试一关），在牛津大学注册为“访问学生”(visiting student)，接受为期14个月的经济学课程训练（跨越牛津大学的四个学期）。我是这个项目的第二批学员。
应该说，能参加这个培训项目的学员，在国内都算小有名气的青年经济学者，但进入牛津后，立马暴露出现代经济学基础太差。学员中不乏毕业于北大、人大、社科院研究生院等院校的硕士研究生，但在牛津听本科生层次的初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课程都很吃力。语言是一个障碍，但最大的障碍还不是语言，而是思维方式。国内大学讲授的“西方经济学”是各种流派和他们的观点，而非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我虽然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期间靠自学掌握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因而能给其他学员提供一些课外辅导，但对像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这些新的领域，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回国后，我曾用过这样一个比喻：门窗上有个洞，我们看到一只眼睛，就认为门外站着一个人，开门一看，原来是一只狗！这就是我下决心重返牛津读博士学位的主要原因。我感到，如果不在国外好的大学读一个博士学位，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是没有前途的！国内学者对现代经济学的了解太少了！
1988年12月中旬，牛津培训项目期满后我回到北京。当时，理论的贫乏已成为体改所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在我的建议下，体改所成立了理论室，由我主持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所里的20来位年轻学者讲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每周两次，直到1989年4月27日止。这也是体改所理论室成立后做的唯一的一件事。
1990年10月，经过艰难曲折的努力，在相隔近两年后，我再次回到牛津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这次出国时，鉴于当时国内的政治氛围，我并没有打算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回国工作。但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的想法。我的大学同学冯仑在海口办公司，很快就成了个大老板。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国内的机会很好，你快拿到学位回来吧！即使不下海，继续搞研究，我们也可以让你们过上像国外教授一样的生活！当然，他自己没有出过国，并不知道国外的教授是如何生活的。但他的话很激励我。这样，到1993年春，我就有了毕业后回国工作的打算。
当然，我既不想回政府部门当官，也不想经商赚钱，我觉得自己既不是当官的料，也不是做企业家的料。我的兴趣是做学问。我想去大学教书，改变一下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第一次去牛津进修和第二次去牛津读博士期间，我都曾陪同来访的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我发现中国经济学家与牛津的经济学家交流很困难，没有共同的学术语言，讨论问题像是鸡同鸭讲。曾有一位名头很大的中国经济学家在牛津做学术报告，听众不知所云，作为中国人，我坐在台下感到很不自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亟待改变！我想去大学，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认为当个大学老师很神圣。我出国前，体改所北大毕业的同事经常给我讲北大老教授的故事，什么陈岱孙呀，杜度呀，陈振汉啊，厉以宁呀，让我好羡慕！
但我并不想回到一个传统体制的经济学院系。那样的环境下，我不是被排挤，就是被同化。唯一的办法是纠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现有的大学里创办一个新的、相对独立的机构，形成一个有利于高水平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小环境。
1993年5月，我给清华大学张孝文校长写了一封信，建议在清华建立一个经济系（或研究所）。我的基本想法是：这个新的经济系的教学科研骨干全部由海外一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留学回国人员组成，他们有志于以学术研究为终身职业，同时聘任一批兼职人员为辅助力量；所有职位都公开招聘；办学模式基本上模仿世界一流大学经济学教育的通用模式，彻底放弃国内沿用四十年的经济学办学模式；经济系附设一个咨询公司或投资基金，由专职人员经营，盈利全部用于经济系的发展，保证“纯”学术人员专心于教学和研究工作；经济系将设立以捐赠人命名的教授职位、奖学金、专项研究基金。
关于成立新的经济研究机构的动因，我在给张孝文校长的信里讲了三点。
第一，经济学是当今社会科学第一大学科，具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学系是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但由于意识形态和体制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学与现代主流经济学基本上脱节，中国不仅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甚至很难找到能与国外经济学家交流对话的经济学家。本计划可以看作为使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一流的一个步骤，具体目标是在10到20年的时间内，中国出现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家，清华有一个世界一流的经济系。
第二，近年来，有上百位在海外读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相继获得博士学位，其中一些人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但回国服务者不过五六人。就我所知，不少人是有意回国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但又下不了决心，原因之一是受过现代经济学正规教育的人，回国后不仅难以找到与国内同行交流的“共同语言”，而且很容易被传统经济学“同化”。本计划希望通过“集体回国”的办法形成一个学术圈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以吸引一批一流的人才回国从事经济学研究。
第三，目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各种职业的人都在进行重新选择。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由于从事研究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一时难以提高，迫使不少有志于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下海”，不下海者也不得不使自己的研究服从于赚钱的目的，真正的经济学研究已几乎不存在，这也是一些人想回国又不敢回国的原因之一。留学生中有所谓“赚钱回国内，搞学问留国外”的说法。从长远看，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也能够养得起一批“学术第一主义”的经济学家。本计划希望用“以商养学，商、学相对独立”的办法使一批有潜力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人不为生活所迫，专心于研究和教学工作。
我之所以写信给清华，而不是北大或人大，是因为我以为清华没有经济系，一张白纸好画画，而北大和人大的经济系太老，传统势力太强，不可能创办一个新的经济研究机构。当然，后来我知道清华其实已经有了经济系（在经管学院）和经济研究所了。但无论如何，张孝文校长还是很快通过赵纯钧（经管学院常务副院长）给我回了信，说待我7月初回国期间请我吃饭，讨论我的建议。
1993年6月14日-28日，我参加了留美经济学会（CES）组织的访问团，在中国台湾考察了两周。当时，易纲是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这次访台是他组织的。访台期间，我向易纲谈了在国内办一个新的经济研究机构的想法，易纲听了之后非常激动，说我们一起干吧！他认为，如果能建立一个合适的机构，一定能吸引到足够多的留学人员回国。他还说，在国外当教授，工资高，生活稳定，但前途一眼就看到底了，不如回国做点波澜壮阔的事更有意义。易纲愿意一起干，让我大受鼓舞！他当时已在印第安纳大学拿到终身教职，而我还在读博士，他的选择比我的选择更有示范效应。
访台后，7月1日-3日，我们在海口参加了“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与现实国际研讨会”。这次国际会议是由留美经济学会、留英经济学会和中国（海南）改革与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国内举办的第一次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会议。易纲作为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负责邀请美国的经济学家；我作为留英经济学会副会长，负责邀请英国和欧洲的经济学家；迟福林作为中国（海南）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负责邀请国内的经济学家，并承担会议的组织工作。会议的主题和日程安排是我们共同商定的。出席会议的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有张五常、邹至庄、Jeffrey Sachs、Dwight Perkins、Barry Naughton、Derek Morris、David Newbery、Adrian Wood等。杨小凯、王一江、田国强、文贯中、魏尚进、海闻、陈平、肖耿、田军、金立佐、秦朵、刘民权等多位留美和留英经济学人参加了会议。海闻还提前到海口，帮助做了些会议的协调工作。林毅夫当时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是这次会议的重要嘉宾。
海南国际会议上，易纲和我与大家分享了建立一个由留学回国人员组成的新的经济研究机构的想法，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许多人还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更令人兴奋的是，林毅夫告诉我们，他和平新乔、孙来祥曾在1988年提议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下面设立一个自筹经费以青年经济学者组成的经济研究所，建议书由平新乔起草，获得了石世奇院长的支持，并得到丁石孙校长的正式批准，正要成立时已到1989年而耽搁。1992年暑期海闻回来北大给经院暑期班授课时，两人又重拾此想法，并正在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商量，准备在经济学院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名称是“北京大学经济改革和发展研究中心”）。
毅夫的想法与我和易纲的想法可以说是不谋而合！通过深入交流，我们三人达成的基本共识是：第一，这样的一个机构值得我们做；第二，鉴于目前能彻底回国的人数有限，能筹集到的资助也有限，我们只能集中力量做一个机构，或者在北大，或者在清华，不能在北大和清华同时做两个机构；第三，这个新的机构必须挂靠在校级，独立于现在的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不能挂靠在学院一级。我们三人商定，回北京后，毅夫先找北大谈，我和易纲先找清华谈，最后看哪家最积极，我们就在哪家办。
北 大！
1993年7月7日下午，林毅夫去北大校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校长吴树青，北大经济学院石世奇院长陪同前往。毅夫向吴树青校长口头汇报了在北京大学成立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研究中心的建议。根据毅夫的记录，吴树青校长态度非常积极，说要把这个中心建成国内、国际一流的科研、教学机构，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政策研究以及北京大学经济学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做出贡献。吴树青校长还答应在一两年内，拨出5套2-3居室的住房给回国人员使用，还说有一处尚待修复的古建筑，以后可以作为中心的办公地点，但修缮费用自筹，中心在人、财、物上可以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
两天后，即7月9日上午，易纲和我去清华大学拜见了赵纯钧院长，交流了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机构的想法。中午，清华大学杨家庆副校长宴请了我们（一个月前，张孝文校长已调任教育部副部长）。赵院长和杨副校长都对在清华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机构持积极态度，杨副校长指定由赵院长作为联系人，但未就住房和办公室提出具体的意见，希望等我们提供更详细的计划后再进一步讨论。
7月10日上午，易纲和我去拜见了石世奇院长。石世奇院长同意新设立的研究中心独立于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当天下午，我们又去校医院拜见了吴树青校长。在1985年芜湖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和吴树青同住一屋，所以已经相识，他当时是人民大学的老师。这次见面，吴校长的意见与三天前向毅夫表达的类似，希望我们撰写一个书面材料。见过吴校长后，我们又去拜访了厉以宁老师。当时，北京大学已计划在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和北京大学管理科学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组建独立的“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厉老师负责筹建工作。厉老师也赞同新的机构独立于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并表示非常欢迎我们给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开设课程。
我们三人商量，由我执笔起草一个“建议书”。毅夫于7月10日飞往悉尼，计划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做两个月的访问。7月15日，以我们三人名义起草的《关于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建议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分别递交北大吴树青校长和清华赵纯钧院长。起草这封建议书时，我住在保利大厦，我的手写稿由冯仑的秘书输入四通打字机打印出来，当时万通公司在保利大厦办公，冯仑一家住着我青年公寓的房子，所以给我在酒店租了一间房暂住。起草过程中，冯仑给我提供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就我的记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个名字是我先提出来的，得到毅夫和易纲的认同。这个名字有双重含义：它是扎根于中国的一个经济研究中心，又是一个聚焦于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心。英文名字确定为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缩写为CCER。因为这个名字，后来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1994年8月底张佳利去刻公章时，公安部门不批准，说公章上不能出现“中国”二字，我不得不专门去做解释，我告诉他们，我们是“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心，不是世界经济或外国经济的研究中心，“中国经济”这四个字是一个整体，这样才勉强过关，拿到了公章！
这份建议书包括九部分，分别是：一、基本设想和动因；二、职能；三、管理体制及董事会；四、研究组织及机构设置；五、研究队伍及研究人员待遇；六、研究设施；七、合作方式；八、经费预算和来源；九、筹备工作。最后署名的起草人为林毅夫、易纲、张维迎。这个“建议书”还有三个附件，附件一是部分首批专职和兼职人员候选人名单，附件二是资助者候选名单，附件三是预算。（我现在手头保留的是1993年9月10日的版本，这个版本只对7月15日版本的部分条款做了细化。北京大学档案馆保存着7月15日的版本。）
成立CCER“建议书”的首页和尾页（1993年7月15日）
应该说，这个建议书是非常雄心勃勃的，很有鼓动性。在“基本设想和动因”一节写到， “本建议书的基本设想是办一个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经济研究机构。”“中心挂靠在XX大学，具有事业法人资格，中心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按照国外社团法人研究机构运行方式管理。”“中心集研究、教学、人才培养为一体，坚持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并举。”“中心的研究骨干全部由在海外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并有志于回国从事研究工作和近年来在国内涌现出的优秀经济学者组成。”建议书中之所以写“XX大学”而没有明确写“北京大学”，是因为这个中心究竟会办在北大还是清华，当时还没有确定。
完成“建议书”后，我于7月15日晚上离开北京，先后去了郑州、西安和我老家吴堡，历时20天，于8月5日回到北京。在我回北京前，易纲已将“建议书”送达吴树青校长，得到了吴校长的认可和支持，并约好与他再次见面的时间。
8月6日下午，易纲和我如约去北大校长办公室拜见吴校长和石世奇院长，高尚全主任在场。高尚全是我的老领导，吴树青的老朋友，也是7月初海南国际研讨会的领导者，愿助我们一臂之力。根据易纲做的记录，在谈话中，吴校长表达了如下意见：一、原则上同意由林毅夫、易纲、张维迎起草的《关于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建议书》，并表示：教育要上一个新的台阶，需要管理体制的创新，中心在这方面将是一个尝试。二、由于几位校领导不在家，吴树青校长将在他们回来之后再同他们议一下研究中心的筹备工作，可以按现在建议书的内容（1993年7月15日文本）向可能的投资者接触。三、学校给中心专职人员拨五套2-3居室的住房在到位时间上是有保证的；建议书中要求北大拨给中心办公室七间，学校正在想办法，但目前还不能做出承诺。吴校长还当场邀请高尚全先生做中心的董事或顾问。
这次与吴树青校长的谈话中，达成以下几点共识：一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将与北大经济学院、管理学院平行，直属北京大学领导；二是在教学上中心应与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紧密配合，中心专职人员在教学上应做出质和量的承诺；三是中心专职研究人员应进入北大的正式编制，享有北京大学教员的福利待遇。中心专职和兼职研究人员的学术职称是北京大学的学术职称；四是中心的辅助人员（秘书等）将不占北大正式编制，由中心按照市场机制的原则和国家有关法规公开招聘；五是一致倾向于在北大校园内北面空地上建中心的办公楼。基建过程要请北大后勤部门积极配合，尽量采用竞争机制选择施工单位；六是作为一条对建议书的补充，中心主任应采取由北大校长提名，董事会通过的方式聘任。
在与吴树青校长达成以上共识并得到吴校长的以上承诺后，毅夫、易纲和我三人达成共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办在北京大学，因而就没有与清华做进一步的沟通。由林毅夫、易纲和张维迎三人组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筹备小组就算正式成立了。吴树青校长指定梁柱副校长代表北大校方作为中心筹备工作的协调人，管理学院的董文俊副院长协助林毅夫与北大有关部门沟通。8月8日，我和易纲去拜会了茅于轼老师，他非常支持我们在北京大学建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想法，并表示愿尽自己所能帮助我们。
筹 备
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筹款，二是游说海外经济学家回国。
筹钱的事，还有个小插曲。我在回老家期间，村民们找到我，说邻村已经通上电了，咱村因为县上没人所以没有通上电，希望我能帮村里找通电的钱。回北京后，我给易纲唠叨这事。易纲说，维迎啊，这点小事你就别烦了，咱们自己凑点就够了，你应该把重点放在为中心筹大钱上，不要因小失大。最后，易纲、金立佐、刘安三人捐款，我自己也垫了点，我们村终于通上了电。
为中心筹钱，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福特基金会。8月9日上午，我们拜会了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与办事处主任Peter Harris和项目负责人Stephen McGurk做了近两个半小时的交流。我们向他们二人报告了北京大学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想法，并将我们三人起草的建议书和可能回国的海外学者名单提交给他们。这次与福特基金会的会面中讨论的几个问题，对理解建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初衷和它的独特性有重要价值，所以，我在这里稍微详细叙述一下福特方面提出的问题和我们的答复。
福特方面首先问为什么成立新的中心，同样的目的为什么不能在经济学院内达到？我们回答说，第一，中心要办成一个新体制的研究单位，新体制表现在管理方法、经费来源和人员的聘任，如办在经济学院，可能有太多与旧体制的摩擦，影响运行效率。第二，研究中心为吸引海外学者回国，收入要相对高一些，如在经济学院内搞一院两种收入体制，很难摆平。第三，旧体制的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与研究中心的反差非常大，处理不好，可能惹出不少麻烦。
福特方面问，为什么选择北京大学，而不是中国人民大学？福特的培训中心在人大，而且近年人大对中央经济决策的影响比北大大得多。我们回答，首先，我们的目标是把中心建成世界一流的学术和政策研究机构，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至关重要。北京大学有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和中央政府的政策研究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从长远看，对中央政府政策研究的步步紧跟并不一定是最好的研究策略，也不一定能产生真正有影响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果。其次，北大是一所综合大学，经济研究需要和数学、计算机、统计学、运筹学、优化理论等相联系，在这方面，北大也比人大有优势。第三，人大有点像台湾的政大，北大在吸引海内外资助者的资金方面有优势。最后，北大几十年来积累了比较完备的经济学外文图书资料，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
福特方面问我们有没有和人大接触过？我们回答说在海口开会时与黄达教授谈过怎样吸引留学生回国的问题，但建中心的事没有和人大谈过。
福特方面说，北大似乎是非常敏感的地方。我们回答，北大的学术环境是根深蒂固的。
福特问我们有没有成本更低的选择，如通过短期交流项目？我们说，我们和许多朋友近来都积极促进海外学者与国内学者的交流。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中国教经济学的项目已经进行三年了，受到许多所大学和广大学生的好评。最近我们还在海口组织了国际会议，目的之一就是促进国内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但从这些活动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们需要一块阵地，至少有几位一流的学者要以此为家，这样学术交流才能上一个档次。短期访问、交流、开会难成系统。
福特方面问，我们自己是否回国，长期还是短期？我们都表示我们准备回来，而且是长期的。
会谈到最后，Harris先生和McGurk先生都表示，福特对我们建立CCER的想法非常感兴趣，也愿意给予尽力支持，帮助海外学人回国服务一直是福特所希望的。但由于福特财力有限，每年在中国的预算只有6百万至9百万美元，希望我们同时与世界银行、UNDP等大户接触，也争取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还告诉我们，福特的财政预算年度九月底止，希望能在九月收到我们正式的英文proposal，这样十月底能给我们一个回答。
在与福特交流后的当天下午，我就飞往深圳，后来又去了上海，寻找可能的国内资助者。我列出的国内潜在资助者包括：孟天（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冯仑（海南万通企业有限公司），王刚（海南中国兴南集团），杨博和张少杰（珠海恒通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李峻（深圳天极光电技术公司），田源（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尹蓝天（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张学军（海南国际招商有限公司），刘安（海口赛达物业有限公司），孙方明（亚龙湾实业总公司），郑洪庆（物华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何道峰（北海中汇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王石（深圳万科有限公司）等。这个名单是我和冯仑商量后拟定的，他们或者是我的前同事，或者是学术界的老朋友，大部分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下海办公司的，当时已是财大气粗。在我与他们见面或电话联系后，大部分人都给了积极的回应，表示愿意支持我们办一个世界级的经济研究中心。其中孟天的回复最让我兴奋。他问我总共需要多少钱，我说4千万吧！他说他一人就可以拿出这个数额。孟天原名齐永贵，刘鸿儒在五道口的大弟子，曾任体改所宏观研究室主任（宋国青的前任），是我的老领导！当然，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继续跟进，这事就不了了之。这件事也使我认识到，有些意愿尽管最后没有实现，但它们的存在对最终目标的实现还是有价值的。如果不是这些企业界的朋友们的许诺，我们不可能有信心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8月下旬，易纲和我先后离开北京，分别回到美国和英国。毅夫于9月上旬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回到北京后，9月9日拜会了福特基金会的Stephen McGurk，提交了英文版的proposal。我回牛津后，与Stephen McGurk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向福特及时报告中心筹备工作的进展，解释他们的疑虑。经过几个月的反复磋商，福特基金会最终敲定了资助中心的预算，包括对中心办公室设备的资助和回国人员的生活及研究经费补贴两大部分。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筹备工作会议于1993年12月23-25日在北大电教楼举行。在此之前的三四个月有关筹备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毅夫、易纲和我之间主要是通过书信、传真和电子邮件沟通的，也通过几次国际长途电话。参加这次筹备工作会议的正式代表共35人，来自四个方面，包括（人名以汉语拼音为序）：（一）北京大学：曹凤歧（管理学院副院长），董文俊（管理学院副院长），梁柱（副校长），邱沛玲（人口所教授），石世奇（经济学院前院长），吴树青（校长），晏智杰（经济学院院长），杨明柱（外事处处长），曾毅（人口所所长）；（二）国内科研单位代表：蔡昉（社科院人口所副所长），陈锡文（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部长），曹远征（国家体改委体改所所长），杜鹰（农业部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邓正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樊纲（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李周（社科院农村所副研究员），林少宫（华中理工大学教授），林毅夫（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茅于轼（天则研究所所长），皮声浩（中信研究所副所长）；（三）驻京国际机构代表：华而成（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孟泽斯（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四）海外学者代表：葛稚力（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博士候选人），卢迈（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员），海闻（美国福路易斯学院助教授），秦朵（英国玛丽女王学院讲师），钱颖一（美国斯坦福大学助教授），宋国青（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候选人），田国强（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助教授），肖耿（香港大学讲师），易纲（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余明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候选人），张帆（美国伟恩大学博士），张维迎（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候选人），周其仁（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候选人）。
根据会议纪要，在这次会议上，中心筹备发起人林毅夫、张维迎和易纲首先介绍了中心的发起过程和初步设想，他们认为，筹备的中心应具备四个主要功能：（1）中国研究现代经济学的中心；（2）沟通中外经济学家的桥梁；（3）现代经济学的培训中心；（4）研究中国经济的中心。目标是把中心办成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科研和教学机构。林毅夫特别强调，开这个筹备会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如何建立一个好的制度，建立一个可以吸引最好人才的制度。与会代表对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宗旨、制度设计、研究和教学方向以及中心筹备的有关事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筹备会还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章程（草案）》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管理规则（草案）》进行了逐条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两个文件经修改后通过。
在这次筹备会上，来自海外的学者代表对自己的回国意愿做了表达，其中周其仁、宋国青等有几位明确表示，肯定回来，而且会选择来中心工作。筹备会建议将中心筹备组成员在原有林毅夫、易纲和张维迎三人的基础上扩大到七人，增加的四人包括北大校级领导一人，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领导一人，另外两名由筹备组组长林毅夫提名，北大任命。会后，这四名成员被确定为梁柱（副校长）、董文俊（管理学院副院长）、海闻和周其仁。
筹备会议建议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间定在1994年8月。
筹备会议后，具体的筹备工作主要由毅夫负责，管理学院的董文俊副院长协助。1994年5月27日，筹备组在临湖轩召开了一天的会议，出席会议的筹备组成员包括梁柱副校长（名誉组长）、林毅夫（组长）、海闻、张维迎和周其仁，易纲因在美国缺席了会议。福特基金会的麦思文和北大基建处处长列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心的活动安排及筹备组成员的分工，中心成立大会的日期、活动及负责人分工，中心设立咨询委员会事宜，中心行政和科辅人员编制、待遇及选聘事宜，专职研究人员住房分配及房租标准，专职回国人员的职称及有关待遇和科研教学安排，中心办公楼的建筑规划等。
在这次筹备组会议上，我被分工负责中心的教学事务。会后，我与经济学院负责教学的李庆云副院长和管理学院负责教学的王其文副院长多次沟通，于1994年6月28日完成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4-95学年第一学期为两个学院博士生和研究生的开课计划，并于6月29日传真给李庆云副院长和王其文副院长。
开 张
1994年8月14日，我从英国回到北京，算是彻底回来了。易纲在我之前已回到北京，毅夫也在北京，余明德也回来了。8月15日下午，我们四人去见福特基金会的Stephen McGurk，毅夫向他报告了中心筹备事宜，我们每人也谈了个人的研究计划。交谈中毅夫告诉我们他已找到了中心办公室主任和会计，办公室主任是张佳利，会计是邢惠清，他们马上就上班，这样中心就可以开业了。毅夫还告诉我们，周三（17号）吴树青校长要见我们。
17号上午我们去校长办公室拜见吴树青校长，董文俊老师也在场。毅夫向吴校长汇报了一些中心的工作，说一些具体事务（包括中心主任和副主任人选提名），他已提交书面报告，吴校长说他们下午校长办公会上就会讨论。确如吴校长所说，当日下午，北京大学第347次校长办公室会议决定，撤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筹备委员会，成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命林毅夫为中心主任，易纲、海闻为中心副主任（见北京大学校发（1994）146号文件）。因为毅夫下个学期将在Duke大学讲学，他交代他走后中心的工作由易纲负责，董文俊协助。事实上，中心成立后的最初几年，毅夫每年有半年在香港科技大学工作，易纲相当于中心的执行主任，居功至伟！
北京大学关于成立CCER的文件
8月18号，林毅夫飞往美国，张帆于8月下旬回到北京。这样，中心在成立后的第一个学期有四个全职教员入职（易纲、张维迎、张帆、余明德），加上两位行政人员（张佳利和邢惠清），共6人。学校在老地学楼一层给了三间办公室，一间是行政办公室，另外两间是教员办公室，其中一间是主任和副主任办公室，我、张帆和明德三人合用另外一间，一年后，宋国青也进入我们的办公室。1993年在筹备期间，我们曾向学校领导提出一个请求，就是能给我们办公室开通电子邮箱，这个要求被满足了。当然，没过多久，北大的所有教员都可以使用电子邮箱了，我们的“特权”变成了普遍的权利。
在开学之前，易纲曾带着我们去天坛家具店看家具，也去过“先进”电脑公司选电脑，嫌贵，又转到其他门店买了便宜的。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去小饭馆吃饭，有事就共同商量，甚至像家里安装电话、热水器这样的私事也相互关照，每个人都有一种创业的感觉，很开心。我们还走出去，通过出席会议、参加论坛、登门拜访、聚餐等多种方式，与学界、政界和商界的朋友们交流，开口闭口都是CCER，听取他们的建议，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当时周其仁在北京写博士论文，许小年利用学术休假在刘纪鹏的“北京标准股份有限公司”做兼职副总，我和易纲与他们二位聚餐不止一次，他们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有次在友谊商场邂逅汪丁丁，我们劝说他加入CCER！三年后，他真的来了。
吴树青校长说话算数，按照之前的承诺，学校当年拨给中心五套住房，易纲和我分在燕北园（三居室），张帆和余明德分在蔚秀园（二居室）。但拿到房子还有个小故事。29日我到校房产处领钥匙时，管事的人说如果配偶不在北大工作，对方单位得交1万元的集资费。这与原来的合同不符，而且我夫人当时还都没有工作单位呢。经梁柱副校长干预，我们被按照“双职工”对待，这1万元就给免了。但因为北大当时为回国人员一般最多提供二居室的住房，按照合同，我还为多出的一居室缴纳了18,000元的集资建房费。
新学期开学后，中心的教员就登上了北大讲台。第一学期我们给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的经济学研究生开设四门课，包括：高级微观经济学（张维迎），中级宏观经济学（张帆），中级计量经济学（易纲），发展经济学（余明德）。第二学期开设的课程包括：中国经济专题（林毅夫），高级宏观经济学（余永定），货币银行学与金融市场（易纲），产业组织理论（张维迎），国际贸易（海闻），区域经济学（张帆），人口经济学（余明德）。其中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是给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开设的，我们希望经济学院给我们配置最好的年轻讲师当助教，李庆云副院长说那就选周黎安吧！这样周黎安就成了我和余永定两门课的助教。这是北大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第一次有班级的必修课，由此改变了北大经济学博士生的培养方式，大大提升了博士生的质量，之前都是博士生导师在家里给自己指导的学生上课，质量难以保证。
CCER开设的课程当时是一大亮点，像吹来的一股清风，吸引了一些校内和校外的旁听生，甚至一些外地院校的研究生长年在CCER修课。我们开创的模式起到了示范作用，改变了中国大学经济学研究生的培养方式。樊纲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兼任研究生院经济系主任，他决定仿效北大，借助CCER的力量，1995年春季开始就邀请我们几位去给他们的博士生班授课，而且是作为必修课。有没有CCER，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会很不一样！
这里有必要说说余永定教授。他从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后回国，当时教授高级宏观经济学非他莫属。他的课程原计划安排在第一学期，但后来考虑到当时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在职者居多，同时修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压力太大，就推迟到第二学期。他的授课非常受欢迎，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初创阶段的良好声誉做出了重要贡献。余永定没有来CCER工作，实在令人遗憾。
我讲授的《高级微观经济学》既包括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包括现代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应该说，这是现代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第一次进入中国大学经济学课堂。巧的是，在我即将开始讲授博弈论部分的时候，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John Nash、John Harsanyi和Reinhard Selten，表彰他们三人对博弈论的开创性贡献，让博弈论一下子火了起来，我还专门做了一次关于博弈论的公开讲座：“从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主流经济学的新发展”。我在课程讲稿的基础上写成《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那次公开讲座的内容经修改后变成这本书的第0章“导论”。我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于199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很快成为经济学教材市场上的畅销书，至今仍在销售。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开展教学活动的同时，也开始举办高质量的学术交流活动。在初创期，这些学术交流活动主要由我负责。中心成立不久，我们就开始组织了“经济理论与政策研讨系列讲座”，邀请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做演讲嘉宾,吸引了校内外众多的学生和学者听讲。每次讲座的内容都会编辑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简报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张帆负责，每期印刷五六百份，影响力很大。CCER的第一个英文讲座演讲人是芝加哥大学的Robert Mundell教授，当时他还没有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呢！听说他正在北京访问，张帆和余明德就去他下榻的友谊宾馆邀请他，他对新成立的CCER很感兴趣，就答应了。在Mundell之后，我们又邀请到明尼苏达大学的Hirofumi Uzawa教授、UCLA的Arnold Carl Harberger教授，他们都是经济学界的大牛人！Uzawa教授的啤酒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都是中心成立后第一年发生的事情。这一年，我们还创办了Working Paper（工作论文）中英文序列，刊印还未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在中心创办后的第一年里，影响力最大的一次研讨会可能是我和林毅夫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这是“经济理论与政策研讨系列之五”，发生在1995年6月6日下午。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在哪里？林毅夫强调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不公平竞争条件下形成的软预算约束，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安排（即所有权）的重要，认为改革的出路在于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本次讨论会上，毅夫和我首先分别阐述各自的观点（每人40分钟），然后与会者展开讨论，最后每人再做10分钟的总结发言。这次辩论的内容由经济学院硕士生吴有昌和黄少卿整理成文字稿，刊登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第4期（1995年7月8日）。当时高小勇主编的赫赫有名的《经济学消息报》将这次争论称为“北大‘交火’事件”，说明CCER一开始就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机构！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1994年8月成立的，但成立仪式是1995年3月10日举行的。推迟举行成立仪式有两个原因：一是毅夫1994年秋季不在国内，二是当时准备工作来不及。中心成立仪式上高朋满座，最大的亮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主题演讲，他的演讲让“路径依赖”这个术语在中国流行起来！
在中心工作三年后，1997年9月，我从CCER调到光华管理学院。在光华工作17年后，2014年5月，应姚洋院长邀请，我又重返国发院。从CCER到国发院，名字变了，但精神没有变，使命没有变，文化也没有变！
今年是CCER成立三十周年，我从个人角度写写它的诞生过程，不仅是为了纪念过去，也是希望国发院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2024年2月1日初稿，2024年2月5日第一次修改，2024年2月29日第二次修改，2024年3月6日第三次修改，2024年5月9日第四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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